前 言
著名历史学家、《天国之秋》作者裴士锋评介蓝诗玲《鸦片战争》
原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2014年8月29日）
“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吗？”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开始之际，伦敦的一本宣传手册开篇便这样问道。那位作者答复道：是的。不过，在过去170多年中战争双方所发出的更大回响却是否定的。这一定不该如此。
在1839年，中国制裁了在广州的非法鸦片贸易。这些其实是由从印度走私大量毒品的英国独立商人操控。一位帝国的钦差大臣没收并销毁了英国所拥有的价值数百万的毒品。为了反击，伦敦派出现代军舰，以使未有防备的中国屈服，还在1842年战争结束之际，通过一系列条约，包括迫使中国赔偿销毁的鸦片，并放弃香港的主权。
蓝诗玲，一位来自伦敦大学的历史学家，她以其生动、易读的《鸦片战争》带着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她保持对场景的紧密追述，这正是对她写作技艺的考验。一方面，这场战争严重失衡（中国至多赢得一场交战，依靠你所信赖的资源，而胜利主要关乎天气）。另一方面，即便一次地面行动可以在瞬间完成——她描述的一场战役在九分钟内得到决策——任何来自伦敦的回应需要一年中的大半时间来完成往返的沟通。
蓝诗玲女士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密切观察者，同时追踪了这次大战的后来景象，探讨了自19世纪到近当代对其产生的不同记忆。在英国一方，这场战争总充满道德的忧虑。政治家将此作为国家荣誉和自由贸易的名义来推进，但是他们的虚伪是明显的。有贬斥意味的英语名称“opium war”并非此后的建构，却在那时被一些评论家使用，比如《伦敦时报》（在1840年，该报否定了在中国的鸦片贸易，称其为“非法的、当收到诅咒的贸易，并受到邪恶的、残忍的战争的鼓舞”）。
然而，随着在19世纪的发展，中国国内的鸦片生产渐渐比肩、最终超过从印度进口而来的鸦片总量。英国曾对强迫中国进行贸易而感愧疚，这时却有种更少困惑的观念，即：中国人正是自然地渴求或需要鸦片。鸦片成为了英国人头脑中中国人种印象的核心观念。这就好像是说，正是中国人自己创造了这类毒品，还可能威胁通过中国城的私密之处将其进口到伦敦。
顺此直下，便生发出“黄祸”的恐慌以及在20世纪围绕于傅满洲博士出现在文艺上的某类高潮。傅在书籍、电影中被描绘成吸收鸦片的邪恶天才，他急于以种族战争来报复英国。同时作为文学翻译的蓝诗玲女士还着迷于这种帝国罪恶在文化方面的邪恶升华。这也不囿于英国。她指出杰克伦敦曾在1910年创作出的《前所未有的侵略》为其事业留下阴影。在其中，他想象到在未来的1976年无所中国人群落席卷全世界，唯有西方的飞艇抛下传播瘟疫的毒药，使得浸满于全中国，杀死掉它的所有人民。
在中国，这场战争的记忆在今天仍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外交与一般老百姓对世界事务的回应。按照教科书的惯例，鸦片战争被作为觉醒的时刻，是通向……取得伟大胜利的必然历史进程的起始。蓝诗玲观察到，它是关于国家耻辱有力叙述的重要素材，在不同时候激发大众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外来的威胁……但是，她发现，在19世纪的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将鸦片战争的记忆来作为奔向现代化的刺激，寻求中国孱弱的缘由，而非一意对英国施以愤怒。一直到了1920、193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执政时期，教科书才开始将此解释为国家耻辱的根本，也是所有民众应合力洗雪的帝国主义耻辱。共产党携带着这样的信息向前进。
在20世纪下半叶，对于鸦片战争的结果，若在中国一方找寻污点，那便可视为异端之说。因此，在1995年，历史学家茅海建出版了引起轰动的著作《天朝的崩溃》，在其中他通过爬梳帝国的文献，由此来说明腐败、无知、虚伪已经从内部削弱了战争和外交的实力。可想而知的是，他因“思想问题”而遭到了攻击。但他安然避开了这些批判，如今他已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译者按：茅已离开北大）。蓝诗玲女士的记述借鉴了茅海建著作的不少成果（茅是蓝诗玲熟悉的人）。毫无疑问的是，这本书的功劳之一便是她将茅的成果首次带到了英语世界。
蓝诗玲女士的叙述中的基本道德结构是为人熟知的（英国一方从未站得住脚），而侵略者积累的罪恶和反抗者无私的美德在她的考察之下都变得模糊了。这些帝国主义恶魔们最终却不能彼此相容，还受到疑虑甚或自我谴责的折磨。如今的中国爱国者难以理解当时的情况：满汉对立，腐败官员互相倾轧，商人向侵略者销售货物，官兵的野蛮让其老百姓对他们产生出更多恐惧，远甚对于英国人。
在进入蓝诗玲此书的众多清晰图景的途径中，没有比这件事儿更能概括这场战争的徒劳及其对无辜者的残忍行径：19只猴子被聚在一起，一起用来捍卫宁波城的港口。正如一位在部队中的年轻中国诗人解释的，这是计划将鞭炮系在猴子的背上，然后把他们扔到英人军舰之上，好让点燃军火库。然后，在英军发起攻击的时候，所有人纷纷逃跑，包括那位饲养员。这些猴子，唯一没有主动逃离职位的参与者们，被遗留在此地，拴在饲养员的房子里，在那儿慢慢地饿死了。揭开这些民族主义者从鸦片战争中构建出的神话的面纱，留下的便是让人悲伤的战争故事，而这是一场中国人不可能战胜而英国人绝不该发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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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版自序：
中国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个英国作者写了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新书，因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已经就这一悲剧性事件撰写了很多优秀、详尽的著作。我在撰写本书时，的确受到了这些学者们非常大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是茅海建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著作《天朝的崩溃》，该书广泛利用了中、英文档案资料。英文学术著作方面，我极大地受益于波拉切克的《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但是，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是基于中国普通民众和英国普通民众之间对这场战争理解上的巨大分歧，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过去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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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殖民行径感到非常尴尬，有太多令人震惊的帝国扩张活动令我们感到羞耻：奴隶贸易；用马克沁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进行的无数次大屠杀；长达几个世纪时间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但是，与其他那些殖民罪行相比，英国帝国主义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易于被视而不见，这就是鸦片——一种令人十分容易上瘾的毒品，它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给英帝国提供了滚滚财源。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扩张得如此之大，形成了一个大帝国，这使得它很是自豪，认为基督教世界比被其征服的民族具有优越性。不过，这个帝国，这个使英国成为富庶的世界强国的帝国，它的一大半建立在从毒品赚取的金钱上，即英国从在印度的鸦片专卖中赚取的利润。18世纪后期英国得到孟加拉后，迅速在那里建立起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强迫当地印度农民签订种植罂粟的合同。到收获季节，鸦片汁原液在英国开办的工厂里加工成产品，装进芒果木箱子，然后以极高的利润卖给中国。
英国不光是从事鸦片贸易赚取利润，还为鸦片发动战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使鸦片走私贸易合法化，英国于1839—1842年间和1856—1860年间发动了针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远征（在在这过程中，英国攫取了现今香港版图的大部分），却声称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因为它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瞒了他们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从很多方面来说，鸦片对英帝国都很重要。在华南，鸦片换成白银，白银为英国公众购回茶叶，因而，鸦片扭转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逆差，为英国的茶叶嗜好提供了资金；相应地，茶叶交易的税收，又解决了皇家海军的很多费用。1850年代以后，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收入，实际上负担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大部分费用，并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白银。19世纪，严格管理的鸦片生产还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财政收入。
不过，在我看来，英国一直竭尽全力忘记它与中国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上碰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国对于这两次战争的健忘症早就开始了。还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国历史教科书在谈到香港和英帝国在东方的管辖范围时，就不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委婉地写道，他们在1842年“得到了”那个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香港成为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殖民地的历史逐渐被抹去了。1841年英国靠炮舰建立香港的历史，在1991年150周年时悄无声息地就过去了。1997年香港移交时英国高官的告别演说，也对鸦片和为鸦片打的那两场战争避而不谈，只字不提。
英国从事毒品贸易的那些历史痕迹在伦敦也被有意忽视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东部那些巨大的码头上卸载了英帝国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香料、靛蓝、丝、波斯地毯、烟草、咖啡。东印度公司码头（The East India Docks）——伦敦卸载中国茶叶的码头——是印度、中国和大不列颠最为重要的牟利贸易三角（由茶、鸦片、丝构成）汇聚点之一。然而，在今天，原东印度公司码头在其19世纪如日中天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上百艘商船汇集在这些码头，很多船上装满用印度鸦片换来的中国茶叶，如今已经荒废破败，静静地横卧在那里，或被成群的野鸟占领，或被重新改造为漂亮的玻璃和钢铁建筑的公寓式街区。
但是，这是一段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如果英国——不论是故意地还是只因为太懒——已经忘记其鸦片贸易的历史，那么，在大陆中国，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记忆却大不相同。在中国，小学生可以从课本、博物馆、纪念仪式和电影中了解到，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开端，它被看作是西方用毒品和武力毁灭中国的开始，开启了恃强凌弱的西方凌辱中国的灾难世纪，也开启了中国为成为现代强国而奋斗的世纪。要理解今天中国与西方麻烦不断的关系——这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西方读者就必须要明白中国是怎样记忆鸦片战争的，要明白英国在双方冲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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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这段历史中有让我吃惊的细节，这些细节与我所熟悉的历史大不相同。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偏见。很久以来，鸦片战争被明确看作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很多西方人依然认为，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其人民一直认同于一套单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1839年中国与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情形却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躁动不安的衰败中的帝国，到处是对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忠诚感的心怀不满的人。很自然，如果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家庭或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就会与英国人作战。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所以，中国在据称与英国作战的同时，也在与自己作战。在广州被围困期间，城里的中国军队却在忙于抢劫、杀人乃至（在极端情况下）互相猎食，以至于不能同仇敌忾，共同对敌作战。
我们一般认为战争会带来一些异于寻常的结果，如惨无人道的杀戮、勇敢顽强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情怀。不过人们在单调乏味的和平时期常犯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普遍存在。鸦片战争期间，迫在眉睫的人员伤亡和物资耗费并没能阻止悲剧性的粗心大意的官僚行为发生。在人民被杀戮、城镇被攻陷的时候，中国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有关人员却藏匿或丢失了英国关于战争要求的文件副本；他们厚颜无耻地向皇帝撒谎，把事实上的一败涂地说成是大获全胜；一个将领在本该指挥一场战斗的时候却因鸦片烟瘾发作而头昏脑胀不能指挥作战。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半时间，花费了数千万两银子，牺牲了几千人的生命，皇帝却在给他一个前线大臣的华丽丽的谕旨中询问，他想知道，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而，我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一，我希望将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其二，我还想描述这场战争纷繁复杂的某些方面。我使用的很多英文原始资料是由维多利亚时代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国军人撰写的，他们是把它纯粹当成一场军事行动来记述的。但是战争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战争充满了伤害、机会主义、错误、谎言和喧嚣。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关于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关于个人的痛苦经历和文化冲突，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功能或机能失调，关于人们在绝望状态下产生的折中妥协、措置失宜、欺瞒哄骗及悲剧结局。
蓝诗玲（Julia Lovell）
第一章鸦片和中国
让我们看一幅中华帝国晚期鸦片吸食者的照片。在这张有代表性的照片中，两个男子斜靠在一张长榻上，身上裹着有衬里的提花丝织长袍。其中一个男子把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肩上，这个年轻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来有点儿不自然——或许是有吸食者在盯着她看，或许是因为正在照相的缘故）。两个男子头靠着床头板，眼神向下越过长榻盯着照相机，眼睛半眯着，面无表情。（还碰巧其中一个吸食者手中令人费解地抓着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鸦片制剂使得鸦片看起来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Brassa，本名Gyula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摄影大师。——译者）拍摄巴黎先锋派把鸦片重新包装为放荡不羁的高雅之物几十年之后，这一景象依然让人感到有些不适，比一对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让人感到不舒服，尽管这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显然生活优裕，看起来也不是有太大的鸦片烟瘾。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躺着吸食毒品显得非常颓废堕落，仰卧的姿势十分猥琐龌龊。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阴沉眼神（我们这样想象）平视着我们，好像在向我们示威：“我们是故意而且高兴地吸食鸦片来毁灭自己，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政治多么自由，我们仍然会对鸦片抱持成见，这种成见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学的因素，它是从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国）开始形成的，这种成见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渣滓或专干坏事的人所乐意干的恶行。不过，除了对于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外，还要看到，吸食鸦片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是19世纪的广泛争论，先是西方传教士和医学界的观点，然后是中国政府决定谴责中国存在的吸食鸦片的风习，把它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人们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纪40年代初，中英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鸦片扮演了改变两个国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鸦片一开始都只是一种外来的药品（在英国是土耳其药品，在中国是印度药品），先是在19世纪引种，然后在该世纪末又作为外来毒品被坚决拒之门外。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一般大众眼里，还是在医药专家眼里，鸦片除了能缓解疼痛之外，大家对它并没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处是大还是小？它会使使用者变得粗野没人性吗？它会使人的肺变黑、会像吃了鸦片的蛆虫那样爬吗？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随着烟毒流入内地，烟祸遍及各地沉湎于鸦片者是在浪掷生命”，清末一个名叫张昌甲的鸦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页篇幅对吸食鸦片进行评论前悲叹道：“鸦片实为世间不可少之物。” 鸦片吸食者给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对许多人［包括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鸦片酊的支撑下，夜里在伦敦的街头游走。］来说，鸦片是兴奋剂。中国的劳苦大众靠着在中午休息时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劳动。19世纪末，一个牧师注意到，这些人“简直就是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肉。” 维多利亚沼泽（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要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先服用（鸦片）丸子。”19世纪中叶的一个观察者写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决不喝啤酒。” 关于鸦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间在中国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注意到，清军士兵经常在准备作战时先要饱吸一通鸦片，结果，鸦片使一些士兵镇静下来，使一些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起来，还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之后，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不论是采用吃的方式、饮的方式还是吸的方式，鸦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它令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是吗啡，这是一种脂溶性生物碱，它被血液吸收，（根据准备的力度、服用的途径和个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揿动细胞中的开关——类鸦片活性肽受体。一旦揿动，其中的一个开关——μ受体——就会减缓掌管疼痛感的神经末梢的化学传感器的释放。吗啡产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许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能在几分钟内解除巨大的痛苦。鸦片远远不是仅能够使痛感消失，因为它进入血液，到达肠道，减慢肠道的蠕动，止住腹泻和痢疾。它通过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或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是使大脑产生愉悦情绪的荷尔蒙。简而言之，鸦片能使我们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样，鸦片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消极作用。它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引起反胃恶心（这是在40%服用吗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应）。 如果服用它是为了缓解痛苦而不是治疗腹泻，它会导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点，是它会减慢甚至是停止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因此，使用过量的话，它会令人窒息而死。由于过量服用鸦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静，很久以来，鸦片是缺乏勇气的人自杀时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杀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强满足感，也能增强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感觉。它能加强、放大对恐惧和危险的感知，因而也是导致妄想狂、猜疑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药剂——德昆西的幻觉症就是这样产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鸦片，出版有《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书中描述的东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觉。——译者）
鸦片的最后一个缺点（像许多由多巴胺产生的反应，即被由它产生的愉悦感所控制一样），是它诱使人渴望从头开始重新体验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外界物质如鸦片的刺激，类鸦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体就会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状态安静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然而，一旦一个受体受到刺激，这个受体就会变得不再敏感，就会失去平衡，就会要求经常性的、或许还是持续增加的那个刺激物的供应。如果体内的神经系统平衡和化学平衡要依靠体外的药物来维持，供应的突然中断将会带来不良反应症状——发抖、疲惫、发热、起鸡皮疙瘩［goose-pimples，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恶心、腹泻、失眠——这些症状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缓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鸦片的历史形象几乎与它的化学作用一样多姿多样。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从17世纪初开始买卖鸦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道路（“鸦片交易看起来有鸦片的特性，”一个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回忆说，“它们传达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出售鸦片时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润，没有坏账！”）；其次，它又赋予了把中国从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来的道德正当性（“所有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强，”1842年后一个英国传教士解释说，“这正像你在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中期望发现的情形一样。不过，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情况就更糟。”）。 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对中国吸食鸦片的风习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旧偏见，形成了“黄祸”论（Yellow Peril）。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鸦片带给了他们吸食上瘾的危险，但也带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包括利润，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获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觉、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纪末，即使是鸦片的形象已经彻底变成为只是被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外来毒品之后，对鸦片的这种看法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对西方的愤恨很容易就退而变成对自己的厌恶：民族主义道德恐慌的潜台词是，英国人是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这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1839年，在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的禁烟运动前夕，中国主张严禁鸦片的人——包括态度坚决的林则徐——以肯定的语气谴责烟毒，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鸦片戕害生命，将使我中华之人尽沦为虫豸犬豕”。 但愿事情是如此简单。
鸦片最初是从边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进中华帝国的舶来品，中国文献（一本医学手册）对鸦片的最早记载在8世纪上半叶。它可吃可饮，有多种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与生姜、人参、甘草、醋、乌梅、米粉、冬虫夏草混合使用），可用来缓解各种病痛（腹泻和痢疾、关节炎、糖尿病、疟疾、慢性咳嗽、体质虚弱）。到11世纪，人们认识到它不仅能治病，还能给人带来愉悦。“便口利喉，调肺养胃。”一个心满意足的鸦片吸食者注意到鸦片的作用，“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大约四百年后的一本宫廷编年史著作中详细说明道：“鸦片状若没药（又名“末药”，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可作药用。——译者）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其价与黄金等。” 鸦片被认为能控制射精，据性学理论说，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补脑。在中国明代（1368—1644），添加了鸦片的壮阳药风行一时——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总共十六个皇帝中，十一个皇帝没有活过他们的四十岁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为彻底根除中国毒品最后冲刺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产党政府发掘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患忧郁症的万历皇帝（尽管他活得很长）的陵墓，发现他的骨殖中含有吗啡。大胆的明宫厨子甚至尝试着用旺火炒吗啡，把罂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来代替豆腐。鸦片是明朝灵丹妙药“大金丹”（用于治疗牙痛、跌打损伤和房事不举）的主要成分之一，在这味药中，鸦片与牛黄、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儿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药材合在一起用，这些药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最后用梨汁送服。（据药学手册，一次服用一丸。 ）
还有另外一种舶来品——从新大陆引进的烟草——也导致了吸食鸦片。烟草是在1573—1627年间的某一时间点上引进中国的（与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时），到17世纪中叶，吸烟之风已经蔓延到全帝国。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烟作为“其罪甚于箭术之荒疏”而予以严禁：吸烟者和卖烟者会被罚款、鞭笞以至砍头。 但是到了1726年左右，清政府不再把吸烟当做是坏事，因为京城外已经遍植烟草了。18世纪早期，一个新奇的发现通过来往于中国和爪哇的商船从爪哇传到中国，这就是：如果先把烟草在鸦片的浆汁（主要是葡萄牙货）中浸泡过，吸起来感觉会更好。这个新发现的第一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台湾，然后从台湾传到大陆沿海，再传到内地。
正是吸烟的方法教会中国消费者吸食鸦片的方法。吸烟是社交性的，讲究技术，有很高的鉴赏性（要用玉、象牙和龟壳为材料并饰以雕刻、镶嵌以珠宝的烟具，用银制灯具加热调制鸦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红檀木长榻上）。比起吃鸦片和喝鸦片来，吸鸦片对人的生命威胁也小：大约80%—90%的吗啡通过烟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烟散发掉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形成了自己的鸦片文化：它成了饭后的时髦享受，（妓女）卖唱生意场上的主要润滑剂，所有有脸面的人待客时的必备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生活中减轻压力时最喜欢用的东西。 鸦片烟馆可能会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华奢侈的地方，远不是狄更斯笔下那种老套的“罪恶之窝”（den-of-vice，指妓院）（像惊诧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国鸦片毒患最严重的时候——说的那样，鸦片烟馆像是个“温馨的啤酒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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