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历史上有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历史人物，以串珠子的方法，重新组织语言，以现代视角讲述故事。书中收录360篇要人、要事和要著“浓缩”了中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大道理”，在相对较短的篇幅里展现了中国历史的独特魅力和功能价值，给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接受和掌握的普及性历史读本。

　　该书秉承中国传统史家治史精神，以“浓缩历史精华，独辟历史的蹊径，还原历史的真相，探寻历史的原力”为终极目标，以现代军人的视角，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论述。作者在编著过程中，注重通过大量的史料挖掘还原历史的真相，大力赞美和倡导中华民族的正直、勇敢、血性、尚武的精神，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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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略：文明的孕育与民族的原力

　　本书所指的上古时期是指春秋战国之前的中华所有历史时期，包括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经历远古和夏、商、西周等历史阶段。著名学者黄摩崖先生曾将包括这一阶段在内的先秦时期比作中华文明的头颅，寓指这段时期是中华文明信仰构建和精神奠基的重要阶段。

　　中国历史的上古阶段，宛若中华民族的孕育、诞生和襁褓时期。中华先人们从重庆巫山的龙骨坡，从云南元谋的原始森林，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里，从河南舞阳的贾湖村畔，从黄河岸边的仰韶文化遗址，从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从辽西的红山女神庙旁，从山西陶寺的邦国都邑，从二里头的宏伟夏都，一路上披荆斩棘，刀耕火种，木鍤石犁，筚路蓝缕，终于在女娲母亲的体内孕育了一个个具有健全体魄和高度智慧的炎黄胚胎和华夏雏形。在女娲母亲的呵护和哺育下，一个专注于农业生产的南方神农炎帝，一个倾向于牧猎生产的北方轩辕黄帝，一个名叫蚩尤的东方九黎首领，开始率领着中华民族踏上了长达五千年的漫长而艰辛、惨烈而又辉煌的征服、融合、发展和壮大之路。

　　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历史源头，都流淌着无数神话传说。中华文明的起源亦概莫能外。而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华文明的神话传说中充满着各种浪漫情怀、坚忍卓绝以及和平主义精神。尤其是以九千年前的骨龠为代表的远古乐器的考古发现，既让我们赞叹中华先祖们的高度智慧和先进文明，又让我们在今天可以自豪地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上古先祖们在与大自然抗争过程中，自然地、无意识地选择了以礼治邦和以乐为教的族群治理模式，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和礼义之邦建设奠定了基础。

　　神游于中华上古时期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魂交于斯时的先贤古哲，可以深刻感知中华民族所以能够延绵数千年而不中断的原始律动和不竭伟力。从夸父追日的浪漫情怀，到精卫填海的坚韧精神；从女娲补天的悲天悯人，到后羿射日的原始崇拜；从三皇五帝的远古传说，到伏羲“八卦”所展现的神奇“天象”；从涿鹿之战的千里转斗，到大禹治水的夏夷联合；从女英雄妇好的南征北战，到周武王深谋远虑的孟津观兵；从太公《六韬》的军事谋略思想，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构想，无不在久远的上古给吾国吾民打下深刻的性格印记。流淌在炎黄子孙血脉里的坚忍、浪漫、善良、知礼、乐观等民族精神，于斯发轫；中华特色的国家制度、治理方式、民族融合等宏大格局和发展方向，自此奠定；中国作为世界礼义之邦、文明之源、谋略之国的文化特质，亦胚胎于斯……加之中华文明所处的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美丽的环境，在敦厚、勤劳、坚忍的中华先民们数千年辛勤耕耘下，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充满东方气质的辉煌而又灿烂的文明。

　　1. 贾湖骨龠：来自九千年前的礼乐梦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南舞阳。

　　在距著名的裴李岗史前遗址不远的贾湖村，三十多支骨龠和其他史前文物相继破土而出，一个改变世界和中国音乐史的重大考古发现自此进入世人视野。

　　经考古鉴定，这批骨龠均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形制固定，制作规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出土数量最多且能实物演奏的远古乐器，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不仅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古墓出土的笛子，也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早两千年，被称为世界笛子的鼻祖。

　　贾湖骨龠的出土，将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提前到了九千年前。据专家评定，贾湖骨龠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这意味着贾湖骨龠不仅能够演奏中国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曲。目前，关于贾湖骨龠的考古成果已被铭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显要位置。

　　以贾湖骨龠为代表，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中国古代吹奏乐器的记载。如《世本》说“女娲作笙簧”，《通历》说“帝喾造埙”。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埙，印证了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我国著名音乐家吕骥曾对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埙进行了测音研究，证明当时的音阶与如今的五声音阶中的小三度音程接近。如果说距今六千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制造的陶埙已达到与如今五声音阶完全相同的水平已令人惊叹的话，那么，距今八千年左右的贾湖遗址发现了已具备七声、八声音阶的骨龠，则更让人匪夷所思。

　　被今人视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关于音乐的记载。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其中所说的生活器皿——缶，蒙上麋鹿之皮而成鼓；而“拊石击石”则是先民们将狩猎的石器，敲击成声，以伴奏化装成百兽的原始舞蹈。据说黄帝的乐官伶伦、尧的乐官夔，都是专职的音乐人。本书以为，古龠的出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旁证中国上古文明的极其发达和三皇五帝的真实存在。

　　以古龠为代表，先秦时期的乐器，见于文献记载竟达近七十种。仅在《诗经》一书中提及的即有二十九种，其中打击乐器有鼓、钟、钲、磬、缶、铃等二十一种，吹奏乐器有箫、管、埙、笙等六种，弹弦乐器有琴、瑟等两种。由于乐器品种的大大增加，于是在周代时人们便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料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作“八音”分类法；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的地下音乐殿堂中，保存了一百二十四件古乐器。无论是重达五千多斤的乐器巨人——六十四件编钟，或是在造型、制作和彩绘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既是中国古代乐器光辉创造的见证，也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孕育和发端，同时也可见其时音乐文明的盛大状况。

　　贾湖骨龠的横空出世，不但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而且为后人研究中国音乐与乐器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但贾湖骨龠背后所展示的文化和文明意义，却远不限于中国音乐史研究本身。因为贾湖骨龠作为罕见的史前乐器，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建构，都具有至为重大的开创和昭示意义。可以想见，中华民族的远古先祖们，远在九千年前的蛮荒时代，就已经在刀耕火种、木鍤石犁的劳动生活间隙，寻找精神的愉悦和生活品质的改善。贾湖骨龠的出土，起码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中华先祖们所处的黄河两岸的生存环境一定十分优越（相对于其他文明）。九千年前我们先祖中的一些人已经可以不再为生计而奔波忙碌，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分工，要知道，在那个尚没有铁器的时代，要在鹤骨上钻出如此对称圆润的音孔，需要很专业的“人士”和占用大量的时间。其二，中华先祖们是一个勇于探索实践和具有高度智慧和禀赋的原始族群。据刘正国先生的研究成果，古龠以倾斜角45度吹奏的方式，来源于原始先民们生火做饭时所用的“吹火筒”，是他们在吹火过程中发现了声音的震动，并进而发明了骨龠，而且，他们还学会用无孔骨龠进行测音和定律，都反映了先祖们的智慧和天赋。其三，骨龠还折射着我们的先祖是如此的热爱和平和具有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生活劳动的间隙，没有去寻求领土的扩张和食物的争夺：就像他们的后人在发明了火药时最先用于制造鞭炮和礼花一样，当他们发现动物骨头、尖锐石头乃至后期发现金属时，他们最先想到的是用以制作乐器和生活用品（如古龠、编钟、石罄、鼎等）。而正是有了贾湖骨龠这样的音乐追求和此后各种器乐的大量出现，数千年后的周公们才能够想到用音乐来教化人心，用音乐来“自律”和“律他”，而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礼乐之治和礼义之邦，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窃以有幸，曾经参加过刘正国先生关于骨龠的专题讲座，并亲自聆听过他用骨龠进行的现场演奏。那支来自九千年前的古龠所产生的旋律和回响，虽然远不如现代乐器那么悠扬动听，但其中独有的历史沧桑感和时空穿透力，却仍然能够直抵心灵、穿透灵魂。于是，在那原始的律动和文明交响中，我们渐次看到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礼乐文明”时代，正沿着中国历史的浅近纵深款款而来。

　　2. 《山海经》：虽是远古的传说，却为民族的魂魄

　　读史笔记，特以《山海经》为开端。今人研究认为，《山海经》大概为战国中后期的楚人或巴蜀人所著。全书现存十八篇，共含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主要内容包括历史人物、山川、道里、民族、物产、祭祀、巫医等，并记载了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远古神话传说。其中还蕴含着具有中国特征的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学、动植物等知识，可谓远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全书以约三万二千字，描绘了远古时期活跃于中华大地上的约四十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一百多位历史人物，四百多个神怪畏兽。今日之黄河、渭河、华山等位置与其记载基本一致。最早记载《山海经》的历史书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其中，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然而，太史公虽不敢言，却在其《五帝》本纪里，采用了《山海经》对华夏始祖黄帝谱系的安排，认为黄帝为颛顼之祖；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亦著录有《山海经》十三篇，并将其列为“数术略”中“形法”类之首。有学者还推测，秦始皇之所以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便是建立在其对《山海经》的高度信任上；而在和秦始皇同时期所出现的《吕氏春秋》里，也大量使用了《山海经》里的内容；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其《天问》篇里，也不断引述《山海经》里的故事；道家思想家庄周更是在其《庄子》里，把《山海经》里的“荒诞”内容作为其深刻思想的历史和地理注脚。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既是文化之根，亦是史书之源。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都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所增补。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中记载“工虫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陬”。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工虫，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但是，也正因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史家金荣权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既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及至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以一首《读山海经》，将山海经的精神表露无遗：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国人读国史，常以太史公司马迁之《史记》为原点。窃以为理应以《山海经》为最早之史书。何也？因为在中国人的远古意识里，《山海经》是我们永远难以超越的精神昆仑，亦是我们永远难以摆脱的历史远影。其可谓华夏先民的“精神历史”之见证。直至今日，我们也许记不住那些鬼怪故事和荒诞动物，但我们却不能不知道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上古神话。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这些远古的传说非但意味着浪漫和优美的远古情怀，而是凝聚着华夏民族所以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年历久弥新之精神图腾。正如冯友兰先生阐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说时所指出，当我们的民族渡过重重劫难，历经数千年沧桑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当我们在追问历史原因时，可能没有人把理由归结为《山海经》里所记载的神话，但是，我们却必须承认，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藐视权威、敢于反抗、抗衡自然等民族精神特质，以及天马行空、敢于幻想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却在我们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故事里，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精神深处，成为华夏民族世袭罔替的传承基因，并能够时刻转化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行动动力，可谓推动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至为伟大的历史“原动力”！